文化在近代英国民族国家形成中的作用

   文化的认同感在民族国家的形成中功不可没。文化认同(cultural identity)是一种个体被集体文化影响的感觉,是一种集体文化认同的感觉。“是一种对某种文化眷恋的情感心理并以认知形式表现出来。它包括文化内认同和文化际认同。前者表现了文化的内在凝聚力,是人们对自己属于某一文化圈的自我意识,后者表现了文化的外向渗透力,是对外来文化的认可和肯定。”
  民族国家是以民族为基础的主权国家,必须具备即国家主权与民族一体性这两个重因素。是一种以民族为载体,是享有独立主权的,以人文传统为纽带形成的政治共同体。与欧洲的封建主义国家有鲜明差别。有清晰的疆界,不可剥夺的公民权、共同的文化传统、最高司法权等。在中世纪的欧洲,社会秩序具有两个根本特征一是名义上存在于“大一统”基督教中的教会体系,另一个是事实上支离破碎的封建体系。恩格斯指出“中世纪的历史只知道一种形式的意识形态,即宗教和神学。”
  文化是一个不断被建构的过程,近代英国民族国家的形成正式在文化的不断建构中形成的文化认同,继而再为这个认同目标不断努力。
  一、宗教文化
  牛津大学神学博士约翰·威克里夫的学说为英国的宗教改革奠定了理论基础。他的学说总结起来包括三个方面首先,基督徒所得是来自上帝,最高权力不在罗马,应在天庭。其次,信仰的唯一根据是《圣经》,是基督徒的纯粹内心感悟。最后,国王有权力限制教士的奢华生活,教士、贵族、公众都是英格兰王朝的成员。
  都铎王朝时期,宗教改革自上而下开始。英国国王亨利八世的离婚案成为导火线,1531年2月,亨利八世迫使主教会议接受国王是英国国教会的最高首脑的事实。并且通过了一系列法案,如根除罗马主教法案、教师服从国王法案、禁止向教廷上述法案等。其中最有影响的是1534年颁布的至尊法案,求本国一切臣民,尤其是处于敏感职位的人,都必须对国王宣誓效忠。伊丽莎白一世继位以后,继续其父亲的宗教政策,终于排斥了罗马天主教的主导性,为其臣民选择了英国国教。
  通过一系列的宗教改革,为民众解除了精神上的困惑。这也是英国的传统的体现,它的变化都是在“传统与变革之间”实现的。民众的信仰依然存在,只是不再是向往于基督教这个大世界,而是逐渐靠拢国教,信仰存在并且忠于国家。
  二、政治文化
  英国是一个崇尚自由的国家,其传统文化饱含追求自由精神,人们的主人翁意识和社会责任感较强。但他们也不希望社会变革扰乱他们宁静的生活、威胁到他们优越的特权地位,迫不得已时总是千方百计把变革控制在自己可接受的范围内。“但英国的历史又和其他许多国家不一样,在那些国家,斗争往往导致单方面的全胜或者全负,事情可能发生突如其来的变化,结果则造成社会的解体甚或崩溃,从而形成历史的断裂,在英国,由于种种偶然和必然的因素,斗争竟可一般以融合而告终,冲突各方既在融合中被扬弃,又在融合中被保留,结果就融合出一个前所未有的新现象。”
  16世纪初,托马斯·莫尔提出一个“理想国”的构想,通过将政治制度与社会结构联系起来,为英国人描绘了一个拥有民族意识、实现民族认同的英国民族国家的缩影。托马斯·霍布斯的《利维坦》以国家契约论来构建绝对主权学说。为英国民族国家的构建提出了理论上的重依据。而约翰·洛克为民族国家的政治现实提供了明确的指导思想,实现了从理论到现实的跨越。在这一系列的思想家的强化下,进一步深化了民族国家的意义。
  三、商业文化
  资本主义早期,从商是没有行业规则,道德底线,不管你是什么信仰、人种,一切只为了获取最大利益。利益的最大化实现,必然求其身后有一个强大的中央集权支撑它,在异域保护他的求、利益和野心。并且在全国范围内需统一的国内市场、规章制度、语言以及度量衡。这一切的实现,都有赖于王权的强大。而国王也需他们的财富支持。
  由此可知,民族国家的形成是经济发展到一定时期,必定会引起的变革,而文化在这个形成过程中功不可没,有着潜移默化之功,正如一句古诗“随风潜入夜,润物细无声”。任何重大事件离开文化这个因由来谈原因,都会显得缺少灵魂。